1978年10月，时任天津市委的林乎加正主持市委会议，突然接到了一个电话：马上回北京。

  到了北京以后，亲自找谈话，林乎加这才知道，中央有意调他到北京，担任北京市委。

  应该说此次调任北京市委书记，对林乎加而言相当匆忙，甚至于让他来不及有任何准备，毕竟就连天津的事儿，他还没完全摸透，北京的事儿更复杂，但中央那时再三考虑，还是认定林乎加最合适。

  因为就在改革开放之初，林乎加一刻不停，在上海、天津、北京三个地方担任市委书记。

  那时，中央虽然已经拨乱反正，但是各地的乱象仍然不轻，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，许多制度都发生了变化，人们适应起来也很难，在这样一种情况下，林乎加临危受命，尽管在这三地待的时间都不长，但也正是他出任一把手期间，当地的局势得到了有效的控制。

  从林乎加的履历显而易见，他是一个典型的三八式干部，他是山东青岛一大户人家出身，1938年参加革命，先后任胶东青年抗日救国会会长，鲁南区党委、鲁中区党委宣传部部长，干过地方工作，想来也打过仗。

  林乎加参加革命以后，就没有同家里联系过，因为对父母包办的婚姻不满，这位公子哥竟然从家里逃婚，一直到1945年前后，林乎加才给母亲写了封信，到1955年，林乎加才回了家里一趟，那时他已经担任了浙江省委副书记，并先后任省委常委、书记处书记。

  新中国成立之初，物资供应紧张，粮食没有办法敞开供应，当时国家施行粮食计划供应，浙江省也不例外，但就在林乎加主抓浙江全省农业工作后，雷厉风行，极大的扭转了浙江农业生产的颓势，到1965年，浙江省取消了粮食供应票证。

  既然已经有国家计委，为何还要另外再组一个“小计委”，这要从那个年代国家经济说起。

  尽管从建国初年以来，国家经济明显有了提升，但想要彻底实现扭转，这是一个任重道远的事业，然而到1958年，因为“”的影响，加上六十年代初的自然灾害，导致了全国经济出现了新的困难局面。

  当时，国家正在制定“三五”计划，因客观因素影响，原本是从1963年就开始的“三五”计划不得不推迟到1966年，“三五”计划的方案也不得不随之调整。

  “小计委”的成立，是毛主席对中央机构改革做出的尝试，毛主席对国家计委制定的计划方案并未感到很满意，因此决定重新建立了一个“小计委”，负责抓大的战略问题，原来国家计委主要负责日常工作，不仅如此，毛主席还特别交待：

  因为林乎加当时在浙江主抓农业工作已经出了名，所以毛主席特别点名，要林乎加出任“小计委”副主任。

  当然，林乎加那时也没想到，他在北京才不过两年的时间，情况就发生了变化。

  1967年1月，林乎加被揪回浙江批斗，面对无理的批评，林乎加从始至终坚持斗争：

  “我在浙江工作了这么多年，管农业管了这么多年，我要回去，有什么错误，就检查什么错误。”

  回到浙江以后，林乎加的处境更加艰难，多次挨批斗，但自始至终他也没有屈服，甚至还乐观的对孩子身说：

  “我在浙江当书记的时候，把浙江省的各个县都跑遍了。这次我又把浙江的各个县都跑了一遍。”

  九一三事件以后，毛主席、周总理推动了解放一大批干部再出来工作，林乎加也在其中。

  1972年，林乎加被调回中央，出任国家计委副主任，协助主任做工作。

  1975年，领衔起草的《关于加快工业发展的若干问题》遭到批判后，国家计委更是首当其中，因心脏病问题被安排到广州休养，林乎加那时接替负责国家计委工作，经常挨批评，但林乎加始终小心翼翼的周旋其中，不给任何人以把柄。

  当时，上海的问题首当其中，决定向上海派出以彭冲、、为领导的中央工作组，当时向请求帮助：

  更重要的是，林乎加之前在浙江工作过，浙江毗邻上海，有任何的需要，直接打个招呼支援即可。

  应该说林乎加在上海工作的很出色，当时他率领的工作组进驻上棉31厂以后，厂里仍然很混乱，更不可思议的是人放话威胁：

  林乎加召集工作组开会，建议我们大家改变工作方式，要深入群众中，明白他们的真实的情况，在林乎加的努力下，上棉31厂的形势很快扭转过来，所有问题迎刃而解。

  1977年5月，中央工作组大部分都撤离了上海，只有林乎加、严佑民（原公安部副部长）留在了上海，两人担任了上海市委书记（当时上海设有）。